央视不敢报:信阳事件以惨烈之巨载入吉尼斯纪录

2020-07-01

中国江苏扬州市近日用4吨多重的最大炒饭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,随后因浪费食物被宣布挑战无效,同时,另一段中国人因粮食留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则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,即1959至1961年间空前绝后的大饑荒,其死亡人数约4000万,已被列入2002年出版的《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》(见该书第114 页)。而这场大饑荒的缩影即是“信阳事件”。

“信阳事件”指的是1959、1960冬春之间河南省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灾难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10月26号在微博转载了事件的亲历者、受害者和见证者——信阳市委离休干部鲁嘉宾撰写的文章,原题为《以惨烈载入吉尼斯纪录的信阳事件前因后果》。郭于华教授的微博帐号现已被关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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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文作者鲁嘉宾回忆,1980年他在《河南日报》任记者站长时写过一篇相关文章交给总编辑何风德,后者认为这可能是个“禁区”,不宜公开发表,登内参后无人反应。如今“信阳事件”已过去快半个世纪。作者写道:“随着时光的流逝,那段悲惨历史的亲历者,多数已经离开了人世,他们记忆中那些珍贵的资料,随着他们的逝去已永远消失了。再过十年八载,这一代人越走越多,消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多。几千万生命换来的血泪斑斑的教训,可能就会被后人遗忘了。”由此他提笔撰文,希望“使后人永远牢记那段悲惨而沉重的历史”。

“信阳事件”的成因和发展过程

位于豫南的信阳地区,历史上素有“鱼米之乡”“豫南粮仓”之称。信阳地区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,1959年严重减产,最后落实的粮食总产量也有30亿斤,按当年农业人口800万(实为780万)计算,扣除种子、饲料,人均佔有口粮还在300斤以上;再兼由于前三年风调雨顺收成好,比历史上一般灾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。那幺,粮食到哪里去了?为什幺会发生饿死一百多万人的大悲剧呢?

信阳地区在“反右”之前强迫命令之风颳起,农民意见很大。“肃反”中违法乱纪,伤害人较多。凡是反映真实情况、讲了真话的人,几乎都被戴上了“右派”帽子。全区大约划了一万多个“右派”。

信阳地区不仅划的“右派”多,对“右派”的惩罚也特别严酷。有数以千计的“右派”在绝境中丧生,抛骨荒野;更多的人妻离子散,家破身残。以信阳地委改造“右派”的重点场所万胜山林为例,在200多名“右派”中,饿死、打死、折磨死、自杀的有一半之多。原地区粮食局干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、饥饿、毒打,深夜跑到附近河边,在一颗树上弔死。林场办公室主任贾文明宣布他“思想反动,拒绝改造”,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个两米深的坑,将其尸体推下,打手们将几十斤、上百斤重的大石头砸向坑中。李雪白的尸体瞬间化为一摊肉浆。他是万胜山林场自杀的第一个“右派”。1959年冬,一个风雪交加、气温约在零下10度的夜晚,林场基建大队长徐兰宇命令“右派”们连夜从山上扛木料下山,规定每人要往返三趟(约50多公里山路),完不成者批斗、免餐(第二天不準吃饭)。这一夜滑入山沟摔死、冻死、投水自杀的有17人之多。

“反右”之后,干部们时时处处小心翼翼看领导脸色说话做事。此后信阳地区的“大跃进”迅速风起,出现了许多神话般的“奇蹟”。其中造假最早、影响最大、风靡全国、吹到印度的(岈山公社代表应邀到印度介绍“大跃进”的成果和经验),便是信阳地委的重点遂平县嵖岈山公社。这个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个亩产小麦3200斤的“大卫星”,接着,邻县西平放出小麦亩产7320斤的“特大卫星”。在省、地委的表扬鼓励下,岈山办起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。(编者注:1958年春,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岈山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一体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,学苏联的,实行领导、计划、分配、财务四统一。不久,毛主席讲到:“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”,就取名为人民公社,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。到8月份,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。——引自《“信阳事件”——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回忆》,张树藩着,《百年潮》1999年第12期。)

信阳地区左风越刮越猛,假话越说越玄,造假越造越离奇,强迫命令瞎指挥也越搞越惊人。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达到五尺、八尺、一丈二,密植要求每亩下种一百、二百、三百斤,调集几十万劳力上山砍树劈柴鍊钢铁,砸锅卖铁制农具投入小土炉中放“卫星”。信阳县鸡公山公社水稻亩产48925.7斤,息县南瓜亩产202735斤,商城县日产铁29074.6吨,上蔡县一头母猪一次生下64只小猪仔,配种模範李桂英养的骡子竟然生下了小骡驹……这个时期全区城镇农村土炉遍地,黑烟蔽日,“红旗招展”,锣鼓喧天。干部们挖空心思造“奇蹟”,放“卫星”,送喜报,千方百计强迫民众搞那些荒唐可笑、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和破坏性劳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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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一年多的瞎指挥、胡折腾,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灾,1959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一半。这些“奇蹟”“卫星”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货,上自省委,下至社、队的中共干部们人人心中明白,但却没有一个人说破。有点不愿说,有点不敢说。同寓言故事《皇帝的新装》中的情景颇为相似。胡折腾造成了大减产,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除副书记、专员张树藩外,其余一致认为形势大好:“‘大跃进’创出‘大奇蹟’,大灾年夺得大丰收。”干部群众中谁稍有怀疑,就被指责为“摇头派”“算账派”而遭到批判斗争。

当年秋后在中共省委召开的三次干部会议上,信阳地区各县上报的产量竟高达350亿斤,张树藩忧心如焚,又不敢批评,只是一再要求各县、市一定要冷静,上报数字才逐次下降为250亿斤、150亿斤。时任中共地委书记路宪文对张树藩的“泼冷水”大为恼火,在大会上指责张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,自己定了个单位数,让工作人员按总亩数推算产量,得出结果出乎他的意料,只有80亿斤。张树藩还是不同意,当即被停止工作,接受批判。最后,地委决定上报72亿斤。这样,省委就按72亿斤总产下达了徵购任务。徵购中不择手段,强迫命令,又批又打,入库16.8亿斤后,就进行不下去了。因为,全年实际产量只有30亿斤(这是落实的数字),交徵购粮16.8亿斤后,只剩下13.2亿斤,农业人口每人全年佔有粮食只有160斤,扣除种子、饲料,人均口粮只有100斤。夏粮已吃了几个月,所以徵购未完成,许多社、队就没有粮食了。在完全断粮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况,下面这个顺口溜,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饥饿的状况:

清早的馍二两重,下边有个万人洞;晌午的饭一勺半,只见叶子不见米面;黑了的汤照月亮,不喝吧,饿得慌,喝了吧,尿床上,娘打一巴掌,跑到大街上,哭爹叫娘到处藏。

1958年10月起,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,民众开始逃荒,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。

虽然出现了断粮停伙、农民外逃、饿死人等严重问题,虽然民众(包括省、地、县、社许多官员)对这一切心知肚明,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。在庐山会议精神“鼓舞”下,省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“阶级斗争”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,在全区掀起了“反右派”斗争,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,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。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,社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、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作为“余粮”交了徵购。就这样仍未完成徵购任务。粮食上交了,食堂停伙了,谷糠、薯藤、野菜、树皮、草根吃光了,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。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“阶级敌人”和“流窜犯”对待,到处设卡拦截,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,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、饿死在收容站内。有的人饿急了,偷杀吃了牲畜,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。全区逮捕2000多人,其中有判死刑的,有被打死的,有饿死在狱中的。同时,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,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,被追查出的寄信人,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。

同时,1958年开始的“公社化”剥夺了农民的一切,不仅土地、牲畜、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,连维持生命的口粮,也掌握在公社手中,种什幺庄稼,下多少种子,一天吃几两粮食,都由公社干部定。公社和食堂,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,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谋生、逃荒活命在内的一切自由。

“大跃进”开始后,粮食连年大减产(信阳已如前述。资料显示,全国粮食产量1959年比1958年减少15%,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少15.6%),就是例证。把大减产说成大丰收,又来个反瞒产、高徵购,挤光了农民活命的口粮和农业再生产的种子。可怜的百姓们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,逃不出去,信寄不出,只有活活饿死床头,倒毙路边。

当时几个中共党委文件中记述了农民被饿死的惨状。1960年12月17日光山县委《关于“民主补课运动”的初步体会的报告》中称:“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”,“死亡人数25万,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。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,饿死72人,佔总人口的60%,16户死绝。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、饿死1503人,佔总人口的62.6%。”当时的光山县“房倒屋塌家徒四壁,一贫如洗、人人戴孝,户户哭声”。

此外还有一种死亡: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,信阳地区在“反瞒产”追逼粮食中,正式逮捕1774人,其中36人死于狱中;拘留10720人,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,死因不明。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,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,无从得知。类似事例很多,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。

上述几例,可以窥见大饑荒的惨烈程度。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是信阳确山人,他在调查中曾多次流泪。事实表明,“大跃进”“公社化”是酿成“信阳事件”大惨剧的直接原因,其源头就是“反右派”斗争。

“信阳事件”的曝光、定性、发展变化和处理结果

1959年9月底,徵购未完成,群众口粮、牲口饲料、来年的种子都被用光了。此时,张树藩已被停止工作,接受批斗。大会批、小会斗连续进行了两个多月。这个时期正是饿死人情况最严重的时期。农民大量饿死,实在瞒不住了,省、地委统一定的调子是浮肿病、传染病死的,不準说是饿死的。张树藩在被批斗、被软禁中听到了一些饿死人的情况,他忧心如焚,想不出办法。当时地委仍未採取措施,始终不敢承认人是饿死的。全区统一的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死的。直至十一二月份,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,地委才向省委写报告要了粮食。(张树藩去世前,给时任中共信阳地委书记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,作为他给信阳地委的忠告。后来,这个材料被作为他的回忆录,摘要发表在《百年潮》1998年第6期上。)

1960年2月路宪文找张树藩谈话说,从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。对于把张划为“右倾”连续批斗几十次,一字不提。张树藩想,只要能恢复工作就好。恰在这时,国务院内务部郭姓处长来信阳淮滨县,张向其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,由于4个月没工作,只估计有20到30万人。郭两天后回京后陈情内务部,又由中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勛转而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了彙报。董派两名处长(李坚、李正海)来信阳调查。调查期间,省、地委多次设置障碍,掩盖真相。两位处长逐县逐社艰难工作了3个月,查出的数字是饿死105万人以上,比张树藩估计的多好几倍(如果不是张树藩被批斗之前自己做主发放700万斤救济粮,如果不是他反映了饿死人的情况,信阳地区饿死的人数还要多)。

在信阳地区的民间记忆中,“信阳事件”和大饑荒被叫做“过粮食关”。这有两种含义:在“反瞒产”中被打死、逼死和死于监狱、拘留所中的中共基层干部,没有闯过“粮食关”;被饿死、被吃掉的老百姓,没有闯过“粮食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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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0年,全国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,许多地区都出现了饿死人现象。6月份,李先念到信阳调查,目睹了许多村庄房倒屋塌、尸骨遍地、人人戴孝、户户哭声等惨相,曾多次落泪。在此前后,“信阳事件”的盖子终于揭开了。

“信阳事件”曝光后,毛泽东批示“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,是民主革命不彻底,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”。中共中央组织的新地委和从地直骨干组成了近3800人开展声势浩大的“民主革命补课运动”,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上海“一月风暴”颇为相似。

“民主革命补课运动”初期,继“全面夺权”之后,接着是“清理阶级队伍”:将原信阳地区各级干部和不脱产的社队干部以及公共食堂的会计、司务长集中起来(每县少者几千,多者上万,总数达20万人),从部队、机关、学校、厂矿腾出大量房舍,关押这些“反革命”。名称叫“特训班”(关押职务高和问题大的)和“集训班”(关押问题较小的),人们称为“集中营”。“集中营”四周放有流动哨,门前架有机关枪,不準家属探视。对这些人进行严格审查后,将分别按杀、关、管的办法处理。既然有成千上万的“反革命分子”,当然就有更多的“反革命家属”,全区一度出现“反右派”时那种人人自危、惶惶不可终日的紧张局面。因为有杀、关、管的政策,气氛比那时更恐怖。

“信阳事件”其实是全国性的事件,信阳只不过曝光较早,作为典型而已。信阳的“民主革命补课运动”开始不久,河北省、全国许多地区都曝光了饿死人事件,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甘肃等省都饿死几百万人,四川省饿死近1000万人(《回忆四川“肖、李、廖”案件》序言,《炎黄春秋》2004年第1期)。

当时查明的信阳地区中共干部的问题有三方面:

一是在“大跃进”“公社化”“反瞒产”中大搞“五风”(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、强迫命令风),非法拘禁殴打,把被批斗者打伤、打残、甚至打死: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,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;1960年10月5日,信阳地委监委的一份报告中称:光山县委副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“反瞒产”,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,打死4人。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党员亲自拷打农民92人,打死4人。

二是弄虚作假,製造假典型,施放假“卫星”,“胡折腾”(如深翻、密植、砸锅毁锄鍊钢,砍树劈柴炼铁等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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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人品问题。干部贪污挪用公私财物,多吃多佔,姦汙妇女(他们对地主、富家的女人,往往以“阶级斗争”威胁施暴,对农民的妻女,用二斤粮票、几个馒头就可以到手)。

耗时几个月的“民主革命补课运动”没有查出真正的“反革命”,最重要的是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出同类问题,促使毛放弃了“反革命复辟”的定性和杀、关、管政策。

“信阳事件”造成的严重后果

(一)在这一系列运动中滥用“阶级斗争”“法宝”迫使农民顺从,如把“反瞒产”定位为“阶级斗争”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,全区批斗一万多人,社队干部只好把种子、饲料都作为“余粮”交了出来;公共食堂断炊了,草根树皮吃光了,为活命外出逃荒的农民被作为“阶级敌人”和“流窜犯”收容关押起来,又打死饿死了不少……

从“反右派”到“大跃进”惨败的几年间,在河南,在信阳,“阶级斗争”不仅年年讲,月月讲,天天讲,而且年年斗,月月斗,几乎是天天斗……斗的结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数800万人(一说600万),“豫南粮仓”的100多万老百姓死于非命。

(二)农业生产元气大伤,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能力锐减。据1961年信阳地委上报的情况是: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,全区粮食减产37.2%,林业破坏70%,牲畜减少20%多,家畜家禽减少60%以上,荒芜土地246万亩,倒塌房屋116.5万间,摧毁村庄10470个,农具家具损失70%以上。以致二三十年后,信阳还是全国着名的贫困地区。

(三)森林资源大受破坏。信阳地处大别、桐柏山区,是长江、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,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带,南北方热冷气流的交绥区,雨量充沛,土质肥沃,植物品种特多,山区森林茂密,林副产品非常丰富。林产资源是全省最好的。“大办钢铁”中,砍树劈柴做炼铁的燃料。全区组织80万劳动力上山砍树。砍树中还有不少“新发明”,用斧砍锯拉速度慢,有人在树根部凿上碗口粗的洞,填上炸药引爆,参天大树轰然倒下,工效提高多少倍。几个月时间,山区和平原上的古树和成材林木几乎被砍光。其中一小部分运下山投入小土炉中化为烟尘,绝大部分腐烂在山上。生态环境改变造成的损失,更难以计算。一位林业工程师说,信阳的森林,再过一百年也恢复不起来。

(四)“信阳事件”曝光后,有些人总想起把责任往自然灾害上推,说什幺信阳连续三年水旱灾害,这是谎言,由此使共产党民心大失。

信阳1956~1958年都是好年景。1958年天公作美,全年风调雨顺,总产达到60亿斤。1959年气象记录总降水量为948毫米,大于1953年836毫米,1961年862毫米,1966年637毫米,1976年733毫米,1978年701毫米。只是时间分布不均,夏秋都有部分社、队严重减产,最后落实的全年总产量为30亿斤,比1958年减少一半。即便如此,农民人均口粮仍在300斤以上。“信阳事件”主因不是天灾,而是“人祸”。

从全国看,“据国内一批着名的气象学家编製的《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登记资料表》记载,1959年1961年属正常年景。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和1958年,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。”所以,把全国性大饑荒的成因和随后“三年困难时期”的责任,推给自然灾害没有根据。特别是信阳地区,当时国库中还有存粮11亿斤。

张树藩病危遗言中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:“……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幺多人,并非没有粮食,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。但民众众宁可饿死,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。”更催人泪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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